- 戴维 李
- Sep 8, 2021
文章来源 : 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经历了为期20年的建国实践失败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这让许多美国人和分析人士说，“早知如此，我们就不会走这条路了。”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但它仍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会让我们可能在20年后回顾的时候说，“早知如此，我们根本不会走上这条路”？
我的答案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
我的担心可以用几段话来概括：从1979年到2019年的40年是美中关系的一个纪元。有许多起起落落，但总而言之，这是两国经济稳定一体化的时代。
美中一体化的深度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更深层次的全球化，并支撑了世界两个大国之间40年的相对和平。请永远记住，对稳定具有极大破坏力的世界大战正是大国冲突带来的。
那个美中全球化的时代让一些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同时为其他人打开了巨大的新出口市场。它使中国、印度和东亚的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同时使更多的美国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许多产品。
简而言之，如果不提美中关系，就无法解释世界在这40年所经历的相对和平与繁荣。
然而，过去五年里，美国和中国一直在脱离一体化的道路上跌跌撞撞，甚至可能走向彻底对抗。在我看来，造成这种逆转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国内外日益霸道的领导风格、“无论如何都是我赢”的贸易政策以及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
也就是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两国——更不用说许多其他国家——很可能在20年后回顾现在的世界时会说，2020年代初美中关系的破裂，使世界变得危险起来，不再似过去那般繁荣。
起初，这两个巨头在台面上来往密切，偶尔在台下使绊子，现在变成了在台面上生意少了，台下使绊子越来越激烈——激烈得连台面都快要打破，两败俱伤地离开。也就是说，面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网络空间以及越来越多的无序地区，世界的管理应对能力大为下降。
但在我们从与中国“合作竞争”转向与中国对抗之前，我们应该问一问自己一些尖锐的问题。中国也需要这样做。因为一旦这段关系不复存在，这两个国家可能会非常怀念它。
首先，我们需要问：在一个崛起的大国和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之间，我们与中国的竞争/冲突在哪些方面是不可避免的，在哪些方面可以通过明智的政策起到抑制作用？
让我们从不可避免的部分开始。在经济一体化40年的前30年左右，中国向我们出售了我所说的“浅层商品”——我们身上穿的衬衫、脚上穿的网球鞋和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相比之下，美国向中国出售“深层商品”——深入系统的软件和计算机，中国需要并且只能从我们这里购买。
那到了今天，中国现在可以制造越来越多的“深层商品”，比如华为5G电信系统，但我们之间缺乏互信，无法在我们的家庭、卧室和企业中安装其深层次的技术产品，甚至不再向中国出售我们最深层次的商品，例如先进的逻辑芯片。当中国卖给我们“浅层商品”时，我们不在乎它的政府是威权主义、自由主义还是素食主义。但当谈到我们购买中国的“深层商品”时，共同价值观念很重要，但它们却并不存在。
然后是习近平主席的领导战略，即把共产党的控制延伸到中国社会、文化和商业的每一个角落。这扭转了自1979年以来中国逐渐向世界开放的趋势。再加上习近平让中国绝不能再依赖美国的先进技术的决心，以及北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购买、窃取、复制、发明或恐吓——以达到这一目的，所有这些都让中国变得更具侵略性。
但习近平这一手玩得过头了。窃取美国技术和对美国机构的渗透程度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容忍——更不用说中国决定扼杀香港民主、消灭中国西部的维吾尔穆斯林文化，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战狼外交官恐吓要求对武汉新冠病毒起源进行适当调查的邻国，例如澳大利亚。
习近平正在让整个西方世界反对中国——反对到什么程度 ，我们将在中国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时看到——并促使美国总统及其前任将对抗中国确定为美国的第一战略目标。
但是，我们真的仔细考虑过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吗？
地缘政治咨询公司Macro Advisory Partner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纳德·穆萨维扎德(Nader Mousavizadeh)建议，如果我们现在要将关注点从中东转移到对抗中国的不可逆转的战略上，我们应该先问三个基本问题：
首先，穆萨维扎德说：“中国社会巨大且不断变化，我们是否对其动态有真正足够的了解，就决定说在全球传播威权主义是它不可避免的使命？尤其是当它需要美国将反对的决心代际传递下去，反过来又会导致一个更加民族主义的中国？”
长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高级顾问的穆萨维扎德说：其次，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联盟网络是“美国独有的资产，那么在与我们的亚欧盟友讲述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新现实时，是否也同样做到了倾听——确保在对待中国的共同方针中包含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因为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任何联盟都会瓦解”。
毫无疑问，美国对抗中国的最佳方式是做中国最讨厌的一件事——这个联盟的建立基于法治、自由贸易、人权和基本会计标准等共同的普世价值基础上，与中国进行广泛的跨国联盟对抗。
当我们把与中国的对抗变成美国总统与中国主席的对抗时，习近平可以轻松地利用中国所有的民族主义者，让他们站在他一边。当我们让世界与中国在何为最好和最公正的国际规范对立时，我们就可以孤立北京的强硬派，并让中国更多的改革派站在我们这边。
但即使面对一个全球联盟，中国也不会只对国际规范的高姿态谈话作出回应。这种谈话必须得到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的支持。许多美国企业现在正在推动取消特朗普对中国征收的第一阶段关税——而不是要求中国首先取消导致这些关税的补贴。不能这样做。与中国打交道时，说话要温柔，但手里始终要有大额关税（和一艘航空母舰）。
穆萨维扎德认为，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我们认为，在经过了20年的反恐战争之后，我们的首要任务现在必须是“国内修复——通过解决基础设施、教育、收入和种族平等方面的巨大赤字”——强调中国威胁是更有用还是更危险？它也许能点燃美国人对国家复兴的激情。但这也可能点燃整个美中关系，影响从供应链到学生交流，再到中国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方方面面。
无论如何，在我们从反恐战争转向对华战争之前，以上是我会先考虑的事情。让我们认真思考一下。
我们的子孙会在2041年感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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