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再爆金句：我支持年轻人啃几年老

来源：综合新闻

文章来源：一条“我早上起床，去做一份根本不喜欢的工作，

我工作只是为了钱，可钱还少得可怜，

我每天都付出更多努力，情况完全没有改变，

我不只是累，我是筋疲力尽。”

这是美剧《小谢尔顿》里面的台词，

说出了“打工人”的心声。

今天，我们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工作？

当代年轻人，面临怎样的工作困境？

面对现状，有什么解决办法？

▲ 作家杨照和钢琴家女儿

▲ 梁永安与年轻人交流一条专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和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杨照，杨照以韦伯思想为“工具”，谈了谈内卷循环、35岁的年龄门槛，大厂职位、公务员的追求心态等。梁永安透过自己的观察，给出一些应对方案：比如“啃老”、积极的“躺平精神”，鼓励年轻人增强换老板的能力，并要有看得更长远的勇气。 “中国年轻人，是非常有能力的世代，如果爆发出来，应该能达到一个高度。” 以下是一条与梁永安、杨照的采访精选。编辑：陈沁、倪蒹葭责编：陈子文

一条：疫情之后，找工作愈加困难，您身边的年轻人，包括您的学生处境如何？梁永安：大概5年前，我的研究生到上海一个区文化馆去应聘，人家一看，说：“我们这里放不下硕士生，我们一般招专科生、本科生就足够了。” 但他说现在去应聘，很多单位都要研究生，筛选通道更窄了，尤其是疫情时期。我记得我们复旦大学的学生，从3年前开始，找工作明显的紧张，今年是特别的紧，但这也是一个趋势，轮到这一批人来紧张，再往后不一定的，后面年轻人的数量其实是不够的。

一条：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意思、没价值，这反映了什么？梁永安：一个年轻人觉得工作没价值，是正能量，因为他心有不甘。现代社会是以城市化带动的，城市化意味着什么？工作以外的时间，会有大量的文化生产，戏剧、电影、音乐、文学，咖啡馆、酒吧里各种聚会，年轻人看到的生活很宽广，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你在办公室多待一小时，你就损失一小时丰富涌动的生活，你肯定就会感到工作没有什么意思了。一条：什么样的人，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梁永安：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思路是这样的，从小就努力奋斗，念小学、中学、大学，都很勤奋，甚至研究生毕业以后，一定要找个好工作，中间无缝衔接，它是一元化的。在这个过程里，不断被各种奖惩机制所鼓励，你表现好，给你小红花，给你“三好”，上班也是一样的，不断被外部的各种坐标决定，丧失了生命的自觉。宝贵的人，当他去工作，他能够给这个世界增添一点新东西，而不是说在这个世界既有的秩序里边，我去做一个最好的。

一条：大城市的年轻人，今天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工作？梁永安：我们复旦大学以前有个哲学系的博士，特别努力地写博士论文，连续熬夜，结果那天正在熬夜，写着写着头一低，靠在书案上就去世了。今天这些辛苦的年轻人，都处在非常高压的状态。整个社会，各行各业绩优主义是一个核心，社会的人文关怀，确实还不太足。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后发社会，是追赶型的，它的步子肯定比别人还要快好几倍。1978年，中国城市化才实现了19%，2021年的数据，好家伙就干到百分之七十几。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背井离乡几亿人的移动和奋斗，很大程度上，人变成一种人力资源。消耗是非常大的，付出是超量的。年轻人当下确实是很透支的，透支现象不光是体现在人的劳动上，有形的是你在办公楼里打卡的时间，无形的是你整个生活方式，都被工作左右了。

▲ 小城生活一条：我们观察到，疫情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二三四线的小城去生活。您曾说，“回乡”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危险？梁永安：我们年轻人在大城市里压力确实太大，好像生存不下去。你像我去年毕业的学生，在上海中心地带黄埔区工作，一个小房间月租6000块。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为什么回去？他心里还是有个传统道德的善良，不愿意再去消耗父母。小城生活看着就很柔和，找工作也不难，上下班时间很宽松，中午还可以回家睡个午觉。晚上8点多就困了，这个时间要是在大城市里，还在办公室里加班。但是大城市，它呼吸的都是全球化的空气，还是有一种创造感，小城镇就不一定了，小城生活循环在人情上，到处都是东不见西见，你做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有一个环境的眼光，跟大城市的陌生人社会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你能不能长期热爱小城生活？如果不热爱的话，就有一个巨大的危险在里边，那就是传统社会的攀比心——你仍然要想办法挣更多的钱，买更好的车、更好的房子，不知不觉陷入到一个传统金字塔社会里面。我见过不少回去待了两三年，不行了，慢慢越来越觉得呼吸不畅，又怀念起当年在大城市的时候，哇，那种日新月异是吧？不得不出来了。

一条：您曾说，支持年轻人毕业啃几年老？梁永安：“啃老”要从好几个方面去理解，我经常跟家长说，其实你孩子毕业以后，不要忙着让他去找一个所谓的理想工作，要给他一个探索的机会。在国外，这个意义上的“啃老”，其实就是gap year（间隔年），最早在英国那边先兴起，这个概念不是说我们求安逸，不是说我们想不劳而获，而是想获得一个跨度，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所以我是非常支持先啃几年老。但是这里边也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啃老”是因人而异的。一个学生来自乡村，为他上学，甚至整个家族都在为之努力，这个时候就不太提倡“啃老”了，因为他要去挣钱，这是一种伦理性的选择，有一种道德感在里面，内心深处也有一种温情在，是对父母的一种回报，对吧？

一条：之前您提到，年轻人不想做拉磨的驴，应该积极躺平？梁永安：因为我们现在要买房子，所以挣钱，变成了一个很具象化的很窄的目标。但其实真正的年轻时代，应该获得的是一种对世界的认识，对生命的体会，这是一个不断试错、探索的过程。现在我们的年轻人活法不足，认定的活法就那么有限的几种，但是你要明白一点，这个世界上钱不一定是决定性的。我在云南高丽贡山看到当地的赶马人，他钱不多，整天唱歌。在东北呼伦贝尔那边看到鄂伦春人，他们也是养着驯鹿，很简单的生活，白桦树皮围的尖锥形的树皮蓬，下雨都能灌进来，他们觉得很快乐，每天晚上看不见星星就睡不着。你工作几年之后你有点小积蓄，如果买房的话你远远不够，买个灶房都不够，但如果说我躺平一下，背着背包去看看大家有什么活法，自己心里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有个体会。积极的躺平精神，不是奥勃洛莫夫写的《多余的人》，干脆就在家里整天睡觉，那没有意义。我们所说的躺平，看起来是一个游走的人，一个好像没干正事的人，实际上就是因为这种没干正事，决定了你后面可以做出很有质量的正事。

一条：今年，00一代就要进入职场了，您有什么建议？梁永安：我还是蛮有感触的。5年前在新疆招生的时候，终于看到了00后了，4年前去的时候，放眼望去都是00后了。他们的第一批人，现在本科毕业开始工作了。你看1900年，梁启超写《面对未来100年的中国》，00后他们是新百年的人呀。第一份工作肯定是实验性的，我觉得现在00后这一代，最要重视的是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工作。不管是国企私企，老板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一定要增强换老板的能力。不能因为一个收入，好像你就勉强在这待着，得不偿失。一个好的老板关心你的成长，你在他那里工作，不光是一个劳动力，而是一个活生生的青年，他应该按照一个人的发展，来看待自己的员工。一条：疫情后，代际之间的冲突更加显著，父母都希望子女考公考编，竞争也愈加激烈，您如何看待？梁永安：父母希望自己孩子考个公务员，考个事业单位，归根结底是希望你平安，过一种确定性的生活。这当然是一种父母的角度，但父母对别人的孩子不是这个角度，隔壁家的孩子，他去挑战世界，去生死未卜地往前走，这很好呀，他们也知道社会需要这种探险者，但对自己的孩子就不是这样，自己的孩子他就盼着平安。但是有个危险在里面，父母这种期待，让你从二十几岁一步就跨到50岁，避免了中间的那些艰难，但是也失去了自己的生活，这特别可惜。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在循环的安稳中过日子，可你的生活完全没有打开。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你能不能接受？如果按保险系数来看，干脆别出生，那是最安全了，要不然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呢？所以我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充分体会父母对你一辈子的关切，但是同时呢，要走自己的路。

一条：您对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工作的年轻人，还有什么建议？梁永安：我读大学的时候，全校当时也不过就是50来个留学生，我在里面有个特别好的朋友，是个加拿大人，他说他的人生理想，就是35岁以前把钱挣到，后半生就去玩儿去了。当时我还觉得，从我们中国人的理念来看，一辈子要为国家奋斗，哪能35岁就停了。后来我觉得真是这样，你工作是为了生活，而不是反过来的。今天，年轻人要有勇气看得远一点。你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样是好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工作啊。你要按照自己内心的喜欢与否，去探索你想要的生活。

▲ 《我的解放日志》剧中上班族一条：您如何看待“打工人”这个词的出现？杨照：“打工人”这个词变得流行，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打工”在中文里面从来不是好事，表示这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酬劳不高。“打工人”，延续着这样的负面联想，它恐怕是从香港，尤其是香港电影里过来的。许多人感觉到同病相怜，一来不是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更进一步，你觉得这个工作随时都可能失去，你和工作之间还是一个游离的关系。一条：韦伯思想中，如何描述“志业”？当下年轻人对于“志业”的追寻是否更加困难？杨照：韦伯所说“职业”和“志业”的区分，正击中了我们的心理。念历史系，毕了业出路在哪里？那叫做“职业”的考量。我们去适应现实的系统，把自己放进既有的框架里，找到一份工，领薪水。但你要记得，这不是生活里最应该重视的事。韦伯提醒我们，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要去追求志业（vocation，表示是一种神圣的召唤），而不是职业（profession）。在一生当中，你的生命如果要活得有意义，非做不可的事——那叫做志业。人们在这个志业上面安身立命，得到自己的尊严，以及一种创造的成就感。

▲ 杨照在哈佛大学

▲ 杨照擅长用通俗的方式讲历史，许多书畅销到一版再版：《讲给大家的中国史》、《史记的读法》、《故事照亮未来》...... 一条：如何定义“职业”？如今社会，关于“职业”最深的焦虑是什么？杨照：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 “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社会变动太快，很多人觉得自己是半路出家，转到这个行业没有一定的必然性，栖栖遑遑，不知道两三年之后是不是还在做这个，不能安身，更不要说立命。

▲ 北京大量互联网行业青年从霍营站坐车上班一条：在过去的五年中，互联网大厂成为许多中国年轻人向往的工作，您如何看待大厂的工作模式？杨照：看待大厂，我基本的态度都是我要提一个完全相反的口号——“小是我故意的”。大对谁好？对于那样一个机构组织可能是好的，可是对于里面的人是不是好？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还有一件事，当你追求“大”的同时，就失去了细腻的程度，而只有在细腻的程度上，才能够找到个人真正发挥的空间。我今天开一家店，营业额3万块，等成长到15万，我就要开第二家分店，站稳之后，我就开始想第十家分店会在哪里。在追求“大”的过程中，韦伯讲到了，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制约了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我们要追求什么？所谓工具理性，就是严格用成本效率来计算。

▲ 日本开饺子店的奶奶，晚上追随自己的兴趣去夜店打碟一条：如今社会，35岁成为一个工作年龄门槛，您如何看待？杨照：35岁工作年龄门槛，表示大陆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包括现在大家60岁退休，全世界没有多少60岁退休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倾向于年轻世代的，让年轻世代有更多发挥的机会，但另外也产生了年轻世代更高度的竞争性，这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因为年轻世代最大的特色，在于创造力，但年轻人花了太多时间在互相竞争，造成“零和游戏（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而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进一步消磨了作为年轻社会最应该要有的一种长处——创造出新的局面，新的工作机会和新的工作形式。一条：您如何看待如今年轻人在工作上的竞争？这带来怎样的后果？杨照：在今天的状态下，我所看到的是年轻人花绝大部分时间抢夺既有的工作机会。通常都是往“下”抢，海归的、博士学位的也来抢管理员的工作。我真的看到非常多优秀的年轻人，他们自我准备了这样的能力和意志，可是被消磨，花了太多的时间在焦虑当中，在一直不断地往“下”去做，去跟人家抢夺低于你既有准备的工作。往“下”做意味着很多时候在浪费你的青春和时间，你没办法快速地在这个过程当中迎接挑战，在挑战的过程中让自己变得更好。

▲ 景德镇钻研手艺的年轻人

▲ 石嫣是清华大学博士后，丈夫是博士，两人放弃光鲜工作，去顺义乡下发展可持续农业一条：面对这一“往下”的局面，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和期许？杨照：改革开放以来，一整代的年轻人起来了，放到世界上，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世代，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真的很希望这一代的中国年轻人自己能够认知体会这件事，这落在你们的肩膀上，不应该一直想要去抢夺一个明明知道比你能力差的工作，要去创造出你自己的东西。 1亿、2亿中国年轻人，照道理讲爆发出来，应该能够达到一种高度。我还是一直保持这个最高的期望。

一条：在不安定、不确定的环境里，大陆年轻人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越来越多，您觉得这反映了年轻人怎样的心态，又回带来怎样的后果？杨照：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去考公务员，不只是安定感，还多了一种我可以体会的叫做“正义的保障”——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时间，结果可以预见。韦伯所说的官僚体系，指的是在社会组织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机制，管辖社会的基本秩序规范，使得社会的秩序规范能够保持最稳定。所以官僚体系两个最重要的特性：第一是层级制，一层一层的科层组织；第二它的根本精神是“认程序不认人”。从一个角度看，它是最稳定的，但必然有另外一面，它为了稳定，把个人的作用降到最低点。当你想要进入这个体系，认清楚这个硬币的两面。而且待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如果离开这个系统，大概很难再适应变动的社会，这几乎是一条单向道。

一条：用什么样方式，可以塑造出一种跟“内卷”刚好相反的循环？杨照：我举两个例子。欧洲从前是讨论保障“工作权”，但欧洲现在最极端的（从我们的角度认为最极端），是讨论保障“不工作”的权利。普遍最低收入保障——意味着可能什么事情也不做，国家政府保障他有一定的最低收入。它的概念是“工作”不是一个人生命的必要，是可以自己选择去实现生命目的的一种手段。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对于什么叫做工作、什么叫劳动条件，有许多改变。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像工时限制、休假的权利、失业伤害的保障、结婚生育乃至于丧葬的保障，基本都是从欧洲而来。

▲ 香港一家极小的理发店Visage One，老板一人打理，每天最多为5个客人理发，他也是爵士乐迷，晚上这里变成爵士乐酒馆第二个例子是台湾所发生的事情，没有像欧洲那样的戏剧性。但经过几十年，对比我们这一代，跟我女儿这一代，最大的不同是：我们那时填大学志愿，选择每一个科系就代表一条路；但我女儿他们不再觉得眼前的路只局限于贸易、法律、中文这些科系，他们想象将来要做的事情，要多元开放太多。台湾年轻人有个观念“小确幸”，所谓的“小”是什么？意思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小路，并非都在同一条路上争抢。比如说，开咖啡馆虽然很普遍，但年轻人想这件事的时候，用力钻研的地方不同。有人认为最重要的出路是彻底地去了解所有的咖啡豆，有人最重视的是把咖啡馆里的装潢气氛做好，有人研究烘焙技术……延伸出来各种不同的路、不同可以去追求的东西。欧洲的过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台湾从我这一代到下一代，经历了一个世代的实践，所以还是要耐心。

▲ 图源：《奇葩说》一条：如果一个年轻人不想打工，他还有什么选择？杨照：“我不想打工，我能干嘛？”——你必须得接受现实，认识到这就是时代，这是社会。可是，永远不要低估自己。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规范是管到100%，一定有一些空间，你需要有知识和执行力，去把这个必然存在的空间给找到。更进一步，你下决心设计出聪明的行动，把这个空间给打开大一点。从个人做起，然后慢慢就变成一股潮流。每一个人可以多元发挥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上面得到尊严和创造的成就感。一条：您个人的职业与志业是如何的？杨照：大概在我20岁的时候，在念台湾大学历史系，当时立下一个志愿：我想做一个一辈子不要上班的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要进学院里当一个教授，因为教授不用打卡上班。后来到了24、25岁，在哈佛大学念硕博的时候，我又把愿望做了一个调整：我想要做一个没有头衔、没有职位的人。

▲ 中国的付费自习室，九成消费者是已经工作的白领我从来没有强迫自己去接受任何一个职业。不管给多少钱，给什么样的工作条件，我不要做自己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我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我是一个读书的人，每天花很多的时间读书。目前到底出过多少本书，如果把所有的版本都算进去，应该是100多。或许我的存在可以给部分年轻人有一点点鼓舞作用。当你们给自己找理由的时候，“虽然我一点不想去什么工作，但是没办法，非得去”。为什么会没办法？我所遇到的种种不同挑战，不见得比你们的要小，我能够这样活下来，你也可以试试看。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用户应考虑本文中的任何意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据此投资，责任自负。